2025年的桂林银行，正被多重负面阴影笼罩。原董事长落马揭开内部治理的沉疴，央行罚单暴露合规体系的漏洞杠杆实盘炒股，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侵蚀经营根基，叠加营收利润双降与助贷新规冲击，这家区域性银行的发展之路布满荆棘，其困境不仅是个体经营失序的缩影，更折射出中小银行在监管趋严与市场竞争双重压力下的生存挑战。

监管罚单的落地，成为桂林银行合规失守的公开注脚。12月上旬，人民银行广西分行的行政处罚公示，以212.99万元罚款和六项违规认定，直指该行在账户管理、反假货币、财政资金占用、信用信息管理及反洗钱等核心业务环节的系统性漏洞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罚单并未止步于机构处罚，两名时任运营管理部高管因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、大额交易报告等职责被连带追责，罚款总额达5.4万元，这背后凸显的不仅是具体业务操作的失范，更是内控机制对关键岗位约束的失效。合规防线的松动并非偶然，从反洗钱义务履行不到位到财政资金占压，违规领域横跨运营管理多个维度，反映出该行日常合规管控的松弛与风险意识的淡薄。

信用卡业务的批量纠纷，进一步撕开桂林银行风控体系的裂痕。表面上，该行信用卡章程标注的透支年化利率为18.25%，符合行业常规，但司法实践却揭露了息费收取的隐性问题——法院判决显示，其通过利息、复利与违约金叠加收取的实际逾期费率远超24%红线，最终只能按法定上限核算。息费定价的争议背后，是海量逾期客户的集中爆发，企查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12月，桂林银行作为原告的信用卡纠纷一审判决书累计突破1.4万篇，2021至2023年每年均维持近4000篇的高位，即便2024年有所回落，202有所回落，2025年仍新增926篇。持续攀升的纠纷数量，既反映出客户还款能力的承压，更暴露该行在信用卡客户准入审核、贷后管理等环节的风控缺位，大量高风险客户的涌入最终转化为显性的信贷风险。

资产质量的持续恶化，正成为桂林银行经营的沉重包袱。2025年半年报数据显示，该行不良贷款率已攀升至1.87%，较2024年末上升0.13个百分点，较2023年末更是提升0.22个百分点，连续两年呈攀升态势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58.65亿元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贷款劣变风险仍在加剧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从2022年的41.72%飙升至2024年的51.94%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更是从25.59%暴涨至64.84%，意味着越来越多正常贷款正加速向不良转化。而缓冲风险的拨备覆盖率却持续走低，2025年6月末降至130.88%，较2023年末大幅下降15.77个百分点，风险抵御的“安全垫”不断变薄。资产质量的滑坡直接传导至盈利端，2025年上半年该行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同比下滑，资产利润率(ROA)从2023年上半年的0.72%降至0.62%，盈利能力持续弱化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连续三年下滑，2025年6月末降至8.63%，逼近监管警戒线，既削弱了风险抵御能力，也制约了业务扩张空间。

原董事长吴东的落马，将桂林银行内部治理的乱象推向公众视野。2025年7月，任职四年的吴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“双开”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而此前其辞职理由仅标注为“个人原因”。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显示，2019年至2025年间，吴东长期违规收受礼金礼品，频繁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“一桌餐”宴请，甚至长期借用企业车辆供家人使用，更安排下属虚列开支套取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饮用。权力寻租的背后，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，董事长个人权力缺乏有效制衡，合规文化形同虚设。这种治理失序往往与经营风险相伴相生，高管层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仅破坏内部管理生态，更可能导致信贷审批等关键环节的风险敞口，为资产质量恶化埋下隐患。

助贷新规的落地，又给桂林银行的业务转型增添新的挑战。2025年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要求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白名单管理，严禁高息助贷业务，而桂林银行此前已与微众银行、蚂蚁消金等七家机构开展互联网贷款合作。在行业集体收缩高息助贷业务的背景下，部分中小银行因担心合规风险纷纷撤离相关合作，而桂林银行的助贷业务规模虽未公开披露，但结合其个人贷款结构来看，新市民贷款占比不足3%，信用卡与互联网贷款仍是零售信贷主力，新规之下业务调整压力不小。若合作助贷机构存在隐性收费、利率超标等问题，作为资金提供方的桂林银行将面临监管追责风险，而收缩助贷业务又可能进一步加剧信贷投放压力，陷入“合规与增长”的两难困境。

从内部治理失序到合规风控失效，从资产质量滑坡到盈利增长乏力，桂林银行的多重困境并非短期形成，而是长期重规模、轻质量，重业务、轻合规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。当前银行业监管趋严、市场竞争加剧，区域性银行若不能及时补齐治理短板、强化风控能力、优化业务结构杠杆实盘炒股，经营风险或将进一步发酵。对于桂林银行而言，当务之急需以内部治理重构为核心，完善权力制衡机制，培育合规文化；以资产质量改善为重点，加大不良处置力度，筑牢风险防线；以业务转型为突破，摆脱对高风险业务的依赖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。否则，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浪潮中，其困局或将进一步深化，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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